惨白的光，从天花板上直射下来，刺得我睁不开眼。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
我试着动了一下，左腿传来一阵钻心刺骨的剧痛，仿佛骨头被硬生生掰断，又用烧红的铁棍搅动着骨髓。
“别动！”一个护士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责备，“刚做完手术，腿不想要了？”
我转动眼球，看到了自己的腿。它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外面是冰冷的金属支架，上面布满了螺丝和钢钉，像一个精密的刑具。
“三天三夜。”护士一边给我换药，一边说，“你小子命真大，子弹再偏一公分，你这条腿就废了。不过现在……也够呛。”
那是在西南边境，一片荒芜的戈壁。首长高振邦正在听取边防哨所的汇报，我像往常一样，站在他身后左侧三步远的位置，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远处山坡上的一点反光。那是狙击镜的反光！多年训练出的本能，让我来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喊出“卧倒”。
我昏迷前看到的最后画面，是首长那张棱角分明、波澜不惊的脸。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慌，没有关切，只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深邃。
在我心里，高振邦不仅是首长，更是父亲，是偶像，是我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人。他军旅生涯战功赫赫，为人严厉，不苟言笑，却对我格外器重。他说我身上有他年轻时的影子，耿直，坚毅。
醒来后的第一天，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我的老连长、营里的教导员、机关的干事……他们提着果篮，说着千篇一律的慰问话语。
我想象着他推开病房门的场景。他会像往常一样，背着手，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我床前，用他那厚重的手掌拍拍我的肩膀，沉声说：“小徐，干得不错。”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将我这个“英雄”，彻底遗忘在了这个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白色角落。
我又想，首长一定是被什么重要的事情绊住了。对，一定是这样。他是战区副司令，肩上扛着万千将士的安危，怎么能因为我一个警卫员，就耽误了军国大事。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腿上的剧痛让我无法入睡时，那种被抛弃的冰冷感觉，就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的心。
他拿着我的X光片，指着上面那根刺眼的钢钉，告诉我：“徐锐，手术很成功，命保住了，腿也保住了。”
“但是，你的股骨粉碎性骨折，虽然用了最好的钢板固定，但神经和肌肉损伤是不可逆的。以后……你这条腿会留下永久性残疾，无法再进行高强度训练，甚至连快跑，都做不到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每天晚上，当麻药的效力过去，那种从骨头缝里传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就在告诉我这个事实。
我扔掉了轮椅，开始拄着拐杖，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练习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汗水湿透了我的病号服，牙齿咬破了我的嘴唇。
我固执地认为，只要我能重新站起来，只要我能恢复得快一点，首长就会看到我的努力，他就会重新接纳我。
我甚至幻想着，他会给我安排一个文职岗位，让我能继续留在他身边，留在部队。
上面的红头和黑字，刺得我眼睛生疼。程序走得异常迅速，甚至能够说是迫不及t待。所有的手续，都已经替我办好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但他很快就错开了目光，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便匆匆离开了。
我这六年的青春，这半年的伤痛，这个我用一条腿换来的“英雄”称号，最终，只换来了这样一张纸。
我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常服，这是我唯一舍不得扔的东西。我把所有的勋章、证书，都留在了病房的抽屉里。我不需要这么多东西来提醒我，我曾经多么愚蠢。
我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和我母亲寄来的几双布鞋。
我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我看到一辆熟悉的黑色红旗轿车，从里面缓缓驶出。
车窗摇了下来，我看到了那张我日思夜想的脸。他坐在后座，正在看一份文件，神情专注而威严。
我看到他身边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新的、年轻的警卫员。那个年轻人，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就像……就像半年前的我。
我站在那里，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直到腿上的刺痛将我从麻木中唤醒。
南来北往的人群，操着各种口音，汇聚在这里，又奔向各自的目的地。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的复杂气味。
我穿着那身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旧军装，背着沉重的行囊，一瘸一拐地在人群中穿行。每一次落脚，左腿的骨头都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终于在候车厅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着的铁皮座椅。我坐下来，把拐杖靠在身边，将沉重的帆布包放在脚下。
我看着周围喧闹的人群。提着大包小包的民工，带着孩子回乡的年轻夫妇，满脸疲惫的出差白领……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或喜或悲，或平淡或激昂。
我就像一个被从机器上拧下来的、生了锈的零件，被随意地丢弃在了一个陌生的角落，不清楚自己该去向何方。
回家的火车票，就揣在我的上衣口袋里。那是一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要坐三十多个小时。
我想象着回到家的场景。我年迈的父母，看到我这副样子，会是怎样的心痛。村里的乡亲，会怎样在背后议论我这个“瘸腿”的兵。
我抬起头，是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男孩。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运动服，脸蛋脏兮兮的，一双眼睛却又黑又亮。
他没有回答，而是飞快地伸出手，将一个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湿润的纸团，塞进了我的手里。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转身，挤进拥挤的人群，一溜烟地跑了。我甚至来不及反应，他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不见。
那个孩子的眼神，我看得分明。那是一种被反复叮嘱过的、超越了他年龄的紧张和严肃。
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在部队六年，我早已养成了超乎常人的警觉。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不简单。
我猛地站起身，环顾四周，试图寻找可疑的人。那个孩子的同伙，一定就在这附近！
但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每一张脸都是那么普通，又都显得那么可疑。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却找不到任何线索。
回家，意味着我年迈父母的期盼，意味着可以结束这噩梦般的半年，回到熟悉的环境。但也可能，意味着踏入一个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陷阱。
不回，意味着踏上一条完全未知的、可能充满危险的道路。我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谁，更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攥紧了纸条，调整了一下背上的行囊，拿起拐杖，随着人流，走上了那趟不知开往何方的火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塞在座位底下。
我假装疲惫地闭上眼睛，靠在冰凉的车窗上，实则通过窗户玻璃的反射，警惕地观察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我现在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孤狼，闯入了一片陌生的丛林。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猎人。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一个哭闹不止的孩子。他们手忙脚乱地哄着，满脸疲惫。
过道上来回走动的，是卖着零食饮料的乘务员，和一些找不到座位、只能站着的旅客。
纸条上说“下一站”，却没有说具体是哪一站。这可能是对方为避免纸条被截获，也可能是一种试探，试探我是否会按照指示去做。
我拿出车票，上面印着这趟车的沿途停靠站点。一个小小的县城名字，映入我的眼帘——安平县。
这是从我上车的城市出发后，第一个停靠的站点，也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如同在执行一次最严峻的潜伏任务。我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点东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上。
我站在站台上，有些茫然。接下来该做什么？接应的人在哪里？他会用什么方式和我联系？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皮肤黝黑，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布满了老茧。
他摇下车窗，没有看我，只是目视前方，对着空气，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语调说了一句：
这句话，是我还在老部队时，我们连队内部一句不起眼的紧急联络口令！知道这句话的人，不超过十个！而且，他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
“坐稳了。”司机吐掉嘴里的烟头，猛地一踩油门，车子像一头野兽，冲进了夜色之中。
一路上，我们没说一句话。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我几次想开口问他，到底是谁派他来的，但看到他那张刀削斧凿般、毫无表情的侧脸，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没有开往县城中心，而是七拐八绕，驶进了一片破旧的居民区。这里的路灯昏暗，楼房也都是几十年前的筒子楼。
这是一个空置的房间，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
“今晚你就在这里。”老马从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拿出一部款式老旧的老人机、一沓用报纸包着的现金，还有几件看起来像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衣服。
“等等！”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的？是高……是首长吗？”
我脱下了那身陪伴了我六年的军装，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了床头。然后换上了那身满是褶皱的旧衣服。
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眼神迷茫、穿着不合身衣服的“瘸子”，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陌生。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从我换上这身衣服开始，我就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了意义，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变得模糊。我能感知的，只有窗外光线的变化，和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心跳。
我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我无数次地走到窗前，想拉开那厚重的窗帘，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老马的警告，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我。
楼下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堆满了各种废品。有几个老人，天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
这栋楼，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建筑，出口不止一个。除了正门，后面应该还有一个通往垃圾场的后门。
我的房间在三楼，不高不低。如果发生意外，我可以从窗户跳下去，虽然会加重腿伤，但至少能保命。
我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堵在了门后。又把那把摇摇晃晃的椅子，放在了窗边。
那两个人，穿着便装，但走路的姿态，和那种警惕的眼神，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军人。
他们没有上楼，只是在楼下徘徊，假装在聊天，眼睛却不时地瞟向我所在的这栋楼，像是在确认着什么。
他叫孙平，是军区纠察部门的一个干部！我曾经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和他打过交道。
就在我心急如焚，不知所措的时候，桌上的那部老人机，突然发出了刺耳的震动声。
电话那头，是一个清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女人声音。她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抓起床头叠好的军装，塞进帆布包，背在身上。然后拿起拐杖，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房门。
我没有走楼梯，而是直接来到了楼道尽头的窗户。这里对着大楼的背面，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
左腿传来一阵剧痛，但我顾不上了。我摔在柔软的垃圾堆上，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一阵头晕眼花。
幸运的是，巷子口真的停着一辆橙色的环卫车。车门开着，一个穿着环卫工服的人，正在冲我招手。
我瘫坐在充满酸臭味的垃圾桶之间，大口地喘着粗气。腿上的剧痛和死里逃生的后怕，让我浑身都在发抖。
她大约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风衣，短发，眼神锐利而冰冷。她手里夹着一根女士香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自我介绍一下。”她吐出一个烟圈，“我叫秦筝，地方国安部门的工作人员。”
“我们一直在秘密调查一条涉及军区高层的走私线。”秦筝看着我，眼神像X光一样，似乎能看穿我的一切，“而你，徐锐，是我们这次调查的关键。”
“那不是一次偶然的袭击。”秦筝的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的心里，“那是境外间谍组织，针对高振邦的一次刺杀行动。而你，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和幸存者，已经被敌人盯上了。”
“高振邦为保护你，不让你成为敌人的下一个目标，所以才故意疏远你，用最快的速度让你伤残退伍，目的是让你脱离敌人的视线，从明处，转入暗处。”
“那个给你纸条的孩子，是我们安排的。老马，也是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高振邦在暗中委托我们做的。”
那座在我心中已经崩塌的偶像，在这一刻，又重新屹立了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他不好。”她说，“敌人很狡猾，内部渗透得很深。他现在处境也很危险，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现在，我们应该你的帮助。”秦筝说，“我们的调查陷入僵局，需要一个突破口。我们应该你回忆起事发当天，从离开营地到中枪前，所有你认为‘不正常’的细节，无论多小。”
我开始拼命地回忆。那天的每一个画面，都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帧帧闪过。
“我们原定的视察路线，是东线。”我说，“但是出发前一个小时，突然接到了命令，改走南线。这个命令，是赵副司令传达的。”
“还有，我们的车队里，有一部电台突然失灵了，导致我们和后方的联系中断了将近半个小时。”
“在经过一个叫‘狼牙口’的地方时，我看到路边有一个牧羊人，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普通的牧民，一直盯着我们的车队看。”
秦筝静静地听着，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不时地做着记录。她的表情，始终像冰一样，没有一点变化。
“有……有一个。”我的声音有些不确定，“就在枪响的前一秒，我扑向首长的时候，我的余光……好像瞥见了跟在首长身后的赵副司令。”
“对。”我点了点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所有人都被枪声惊呆了，下意识地卧倒或者寻找掩体。只有他，赵景山，非常冷静地站在原地，脸上没有一点惊慌的表情。”
我一边说，一边模仿着当时看到的那个动作。我伸出右手，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肚，轻轻地、快速地捻动了一下，就像是在捻掉一粒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我当时情况紧急，没有多想，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在极度紧张下的无意识小动作。”
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模仿的那个手势，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褪去。
她夹着香烟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一截长长的烟灰，掉落在她的黑色风衣上，她却浑然不觉。
她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充满了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震惊，恐惧，以及一种……一种我没办法理解的，浓重的怜悯。
“徐锐，你记错了。这不是捻灰尘的手势。在我们的情报系统里，这个手势只有一个意思——‘清除次要目标，行动继续’。”
我猛地想到了什么，脸色煞白地看着秦筝。如果首长是主要目标，那……次要目标会是谁？
秦筝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缓缓地点了点头，那动作像是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
“没错，那个‘次要目标’，就是你。赵景山有问题，他早就想除掉你了。那天，那颗子弹，根本不是射向高振邦的。”
我回想起这半年来的种种不公和冷遇，回想起高振邦那张冷漠的脸，回想起部队那快得不正常的处理程序……
“那…那首长呢？”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音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首长知道这件事吗？他让我退伍，是为保护我，对不对？是为了让我脱离赵景山的视线！”
她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似乎需要尼古丁来给她勇气，说出那个最残忍的真相。
秦筝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冰刀，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将我那可笑的信仰，搅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