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上海江湾一带的冬风啜泣，零下二度。简直所有人都在缩脖取暖时，战犯中野久勇摸出牢房，踩着院中残雪翻墙而去——这是上海战犯拘留所开办近一年里最离谱的一次戒备事端。后续追捕、暗查、再被捕，总共耗时七十六天，毕竟在1948年2月28日收场。整件事看似古怪，其实透着晚期监狱办理的懈怠，也反映出战后上海都市肌理中“侨胞、警探、小贩”这三股人流交错的共同现象。
中野是从“特高课”走出的老牌宪兵，三十七岁赴崇明，年仅三十五岁时已在岛上言出法随。战役完毕后，他被当地大众告发拘捕，1947年头押进江湾战犯拘留所。其时担任看守的，是由国防部直接分配的宪兵中队，却没想到十个月后让对方钻了空子。夜里灯光暗淡，巡查班排认为电网安定，巡视距离拖到半小时，值夜官更把钥匙挂在办公室内壁，全无防范。中野借上厕所之名出了门，推开半掩的行政房，拿了假造狱警证件，又顺着最矮处墙脚一跃而下。等清晨交代，点号时少了一人，看守才如梦初醒。
他外逃第一站是南京路。卖掉原本价值不菲的西装，换成灰色长衫；再到租界旧货铺淘得一顶破毡帽，生生把一个前宪兵改装成落魄生意人。几句僵硬的沪语，加上一口广东口音一般话，竟然骗过不少茶馆店员。有意思的是，这套假装的创意，来自他在崇明审问地下党员时的“反串试验”。当年他曾让部下假扮搬运工混进集市，现在轮到自己上场，算是恶有恶报中的一段挖苦。
二十余天里，他白日混迹北火车站，夜里躺在候车室长凳。钱不够了，就跑到乍浦路桥帮人力车推坡收“桥头费”。人群喧闹，警探排查困难，他反而相对安全。偏偏一次一般伤风改变了进程。为了退烧，他在药店买了散装阿司匹林，被装进纸包随身藏着。1月13日，他决议离沪去嘉定投靠旧相识，途经昆山。在嘉定南门，守城警员例行搜寻，翻开布包见粉末，心里一惊：“这怕不是白面？”所以把他扣下。没有身份证件，只要一张半新的华商存根，一看更可疑。所以嘉定警察局以“流窜贩毒”将其收押。
吊诡的是，中野被当地公安拘押、移送、复审前后四十六天，竟没人认出他是通缉战犯。原因有二：其一，当地卷宗体系里没有录入战犯相片；其二，短短半年内上海换过三次币制，一般警员忙着敷衍物价飞涨，搜捕情报底子跟不上。中野在法庭上后来满意地回想，“过三关而无人识”，说的便是这段阅历。
1948年2月21日，嘉定当地法院毕竟确定“粉末系阿司匹林”，将其无罪开释。正是这张释票，使上海警探判别战犯极或许又回来市区。由此，暗线全面收束到乍浦路桥一带。理由简略：越狱者身无分文，最易在桥头找零工。警方组织便衣迂回打听，成心雇人推车，再与之闲谈，辨口音、听行线日午后，桥堍上一个自称“王寿章”的推车汉抢生意，谈价时说出一句：“大饼现已要三千块啦！”“大”字拖音奇怪，一旁的暗探当即心头警铃高文：这人显着中文里带日式喉音。几秒之后，两名便衣一起攥住他的手腕，枪口顶住后腰，小声正告：“别乱动，跟我走。”
验指纹、比对旧档案，一张泛黄通缉照与面前人相叠，身份尘埃落定。当夜，提篮桥监狱把他收入重刑区，并当即陈述上海军事法庭。比较江湾，提篮桥的警得多：双层铁门、探照灯、装备放哨，还装备其时罕见的电台监控。中野再无时机翻墙，仅有的要求竟是“加餐五张大饼”，恰似还在想念那句露出身份的口误，令人哭笑不得。
4月1日，上海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检控方递上崇明受害者家族证词、宪兵队内部备忘录、被害者遗体相片等十一份依据，指出他在1940年7月“崇明大屠杀”中直接命令射杀及沉江超越二百人。陪审席上一度万籁俱寂。法官石美瑜发问：“是否供认指挥了沉江举动？”中野先辩称受上司指令，后又说是部下擅自为之，前后说词对立。当检方播映当年宪兵队庆功酒会相片，上面他正碰杯笑谈“扔石头看浪花”，中野脸色铁青，低头不语。
4月8日上午九时，军法处核准死刑。押赴刑场途中，他与同案的上司大庭早志竟用日语合唱《君之代》。押送宪兵没有阻挠，只把安全扣全翻开，防范最终拼命。枪声在十分钟后响起，两名行刑战士各补一枪，承认不再呼吸。崇明受害者代表远远看着，没有放鞭炮，也无人喝彩，仅仅带着木然的神态连续脱离。他们更介意的是，不会再有人把亲人绑了石头扔进江里。
回到案子中心，中野久勇之所以能溜出江湾，一半归因于战后办理机制的缝隙：战犯未一致囚服，看守人员待遇偏低，电网保护不良；另一半则是都市流动人口的巨大保护伞。推车、当短期工、睡车站，简直与一般难民无异。若非那句“大饼三千块”，他或许真能混船返日。但前史总有细小的转折点，言语细节就成了定音锤。关于当年担任侦缉的警探而言，破案不是荷枪实弹的追逐，而是捕捉一句拖长的腔调。
这场越狱闹剧在档案中被归为“1948年上海战犯再捕案”，完毕时悄然无声。可关于崇明老大众来说，正义虽迟，毕竟未缺席。这一结局让人不由想到那句老话——法网难逃，疏而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