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从清末起混迹军界，资历最老。北洋、民国、抗战一路走来，身份变，位置变，态度未变：川人，川事，川局。
调令下来，他马上到差，不摆阵仗，不开仪式。初抵成都，府衙旧，军纪松。他榜首件事不是开会，而是招集保安部警备区旧部。换人，整编，分兵防卫，动作很快。
他口袋里有一个方案，《安川应变方案》。内控保安队，外联当地武装。方案写得细，乃至写到撤离垮台、粮饷配额。但用不了多久，方案就失效。
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北平、天津、济南次序失守。王陵基站在四川省政府会议厅，听着电报员复述每一封战况。越听越镇定，越听越缄默沉静。
春夏之间，他派专员去康定与邓锡侯碰头，又与刘文辉通讯，期望保持当地联络。但旧识不再听调，不肯合作。
王陵基调一支兵，必得讲三次话，发两次钱，送一车粮。他早年了解的军制早就不在。每一道指令，都要用老情分压下去，每一笔军饷，都要亲身签字才干拨款。
他不轻信部下，但更不信政工干部。对重庆方面来人，多婉拒。他说：“成都不是南京。”
外界风闻不断，说他行将离任，说他夜里拾掇行李。实际上他没动。他守着那份“总司令”头衔，调兵遣将，指挥各地保安部。
王陵基第二天上午赶去机场，看见空无一人。跑道上一片狼藉，油桶翻倒，几辆扔掉的货车冒烟。
他回到省政府，门口保镳已撤。他走进自己办公室，发现办公桌抽屉空了。文电室主任石沉大海，机要室锁门。他知道——这座楼不属于他了。
12月10日，成都北门起火，一支逃兵在街头枪战，差人不敢出门。街上满是抛下的军帽、皮箱。大众围观，无人阻挠。
王陵基当晚斥逐保镳，带几名旧部出城。没有正式指令，没有交接仪式，也没有离别。他坐上一辆旧货车，开往西南方向。
车开不出三十里，路途已堵死。溃兵、逃民、商队拥挤在县道上。交通开裂，通讯中止。
大邑县，是个时间短逗留地。民房借住一晚，第二日即传出“已至邛崃”。他吓得弃车弃箱，仅带随身行囊，再次搬运。
途中亲信主张向西昌方向投靠胡宗南。但行至半途，得报：胡宗南已飞海南。军政长官公署触景生情。
他不再穿军服，脱下肩章，改着便装。步行南逃，沿小道跋涉，避开首要交通干线。
五面山邻近，遇旧识李文。第五兵团驻地早已分裂，官兵无心作战。李文奉告预备屈服。
王陵基脱离李文部之后，转道往乐山。后退不明，行迹难测。他步行，不坐车，不搭船。遇人搭腔便说是生意人，沿路查货源。
乐山未停。他绕城而过。白日不走，晚上摸黑赶路。进入夹江，改走林间小路。雨夜，泥泞，衣鞋皆湿。
身上只剩少数金条，藏在贴身布包中。他理解，这东西现在只会引祸。他找一处废井，将部分丢下。
随行的亲信被他逐个斥逐。有人不肯走，他冷声指令，不许跟。他置疑他们会出卖自己。他不信任何人。
这里是他亲家杨某的地盘，家境富裕，在本地有名。他白日藏身阁楼，不出房门，窗布终年拉死。饭菜由保姆送至门口，餐具不收回，置门外由人清洗。
杨某测验联络旧日交通线，期望能为其安排出川之路。他打听到一艘往泸州的商船，有私运通道。他压服王陵基上船。
保姆却起疑。她不理解这房客为何一直不出面。饭量不大，却餐具精美，用油考究。住处静得反常，乃至无半点咳嗽声。
派出所上报宜宾公安。开始判定为逃跑国军人员，或是下落不明的高官。报至江安。
江安敏捷布控。船舶已经过宜宾水域，向泸州方向飞行。若再不断，便无法追寻。孙重远局长接报，马上安顿三线阻拦：
公安鸣枪示警。船缓速，泊岸。孙重远亲身登船，带人逐个排查。持灯查看身份证明，盘查口音，调查神态。
终究确定八人。皆无清晰证件，其间一人，自称“盐贩”，戴墨镜，神色严重，言辞含糊。
被带至江安公安局。无人供认身份。孙重远调档查照，又派人至成都请来原四川省保镳处人员辨认。
辨认成果指向此人高度相符：鼻梁压痕、手部茧痕、笔迹、口音，皆符合王陵基。
再次穿插辨认，由曾任警备司令部属下两人承认。他们指认无误。王陵基身份坐实。
王陵基被押解北京。列车经贵阳、武汉，沿路封闭车厢。全程不许对外通报，不许访谈，不许照相。
与之同处者，包含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大都为抗战后期屈服将领。他们每日一致作息，写告知，听陈述，体力劳作。
王陵基不说话。三餐准时，劳作例行。写查看、告知史事、填写自传。他写得慢，常常涂抹。他说自己“记不得”。实际上，怕写错一句。
他在功德林期间，身体状况年年在下降。胃病、风湿、高血压交集。医师主张恰当放风，他不肯。他说：“不出门。”
文件送至手中，他读三遍。未开口，未表示感谢。只对看守说一句：“我走了。”
出狱后由民政部门安顿在北京东郊。分配住宅，供给基本生活。无揭露活动，无采访记载，无对外讲话。
每日单独漫步，从住所到钟鼓楼，来回两小时。偶有邻人招待，他允许。无人知其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