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15日，老太太，您要坐前排吗？”桃园机场出口处，地勤人员轻声问询。傅涯拄着手杖，抬眼一望，玻璃门外规整排着十几辆黑色轿车，车灯闪亮，一张张了解又生疏的面孔正挥手。她略一允许：“车子多，人更多，事前谁也没告诉我。”一句话，道出惊奇，也透露出三十一年未停的顾虑。
机场门口的欢迎阵仗并非官方组织。车队里坐着傅家的儿孙、远房表亲，还有几位黄埔晚辈；有人胸前别着小小黄丝带，有人爽性举起“欢迎傅姨”字样的手牌。陈赓的姓名，他们都记住，而在台湾更能引发共识的，是那段被很多家庭切开的海峡回忆。
把时刻拨回二十世纪初。傅涯出生在绍兴，一家十一口，父亲是典型的绍兴师爷，精明能干；母亲出自姑苏书香门第，温婉详尽。家境富裕，小女儿却偏心革新书报，大哥傅森更是早年参与前进活动。1938年春，她跟随大哥踏入延安抗大第四期讲堂，挥别江南，也断了与爸爸妈妈的常信。
延安的窑洞里，傅涯在文工团排练节目，一位身段颀长、右臂缠纱带的指挥员走进来——陈赓。战争年代的相识，总是快节奏。很快，两人一同上前哨、进医院、再上前哨。组织曾因傅涯“成分杂乱”而犹疑，终究是同意了婚事。新婚不过数月，陈赓又领命南下，聚少离多成为常态。
1949年解放在即，傅家亲族却随当局东渡。几箱家什、几张银票，外加对大陆亲人的无尽忧虑，他们挤进台北城南一间五十来平米的砖楼。黄金被用作军费，市道冷清，父亲不得不带头买所谓“公债”，日子反倒更困顿。想到回大陆，他跑去排队请求香港过境签，却被港英官方以“风险人物”回绝。无法之下，他托人从香港捎信求助。
音讯曲折到了广州。傅涯向阐明状况，香港地下交通站很快汇去一箱港币。本想解当务之急，没料到岛内“禁止大陆汇款”的新令阃赶紧施行。一纸汇款底单，让大嫂、二姐双双入狱；刑期六年、十年，父亲内疚得夜晚睡不着，逢人便叹：“都是我害的。”
陈赓病逝于1961年。葬礼往后，傅涯常抱着遗像发愣。她信任“台湾不会太远”，却没料到等候如此绵长。起色出现在八十年代。1979年元旦，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两岸气氛松动。1980年夏天，一封贴着旧金山邮戳的蓝色航空信送到家门，信封上隽秀的英文签名让她愣住——最小的妹妹，早年随家人去台湾，后又赴美留学，如今已是美国公民。
信里说，父亲母亲都走了，遗愿是“回到大陆老家，哪怕靠海近一点”。笔迹不算清秀，却字字沉甸甸。七十岁的傅涯戴着老花镜把信读了三遍，才收好，低声道：“得让他们回家。”
1984年5月，妹妹拿着绿色美国护照回到上海。机场大厅，姐妹俩遥遥相望几秒，便击破时空的隔膜，抱在一同。傅涯那年刚中风不久，嘴角仍僵，固执自己走过去。旁人挥手暗示让出通道，却无一人作声，静得只能听见行李滑轮的轻响。
安葬爸爸妈妈不容易。台北起灵需求手续，北京安葬要再报批。妹妹先把骨灰带去洛杉矶，再以“转运亲人遗骨”名义报关入境北京。1986年晚春，杭州西子湖畔，傅家兄妹围坐一圈，松木棺中放着两只青花瓷罐。湖面有风，纸钱翻飞，他们没开追悼会，也没鸣礼炮，仅仅跪在青草上轻声念：“爹娘，咱们把您接回来了。”
随后几年，两岸来往的路越来越宽。1992年新年刚过，傅涯正式离休。台湾那儿的侄儿写信，说宗族想办一次“傅氏聚会”。这次，她不让任何人劝止：该见的，要见。深知岛内政治检查未停，她自动请求香港过境签，又联络，请年青军官随行。工作办得利索，4月，她和妹妹从罗湖口岸出关，经九龙上机。
桃园机场的大阵仗，除亲属外，还混进了几名黄埔军校老学员子女。他们口口声声称“陈公是我父亲的同窗”，固执伴随。出海关不到半小时，车队向市区驶去。前排司机侧头介绍：“阿里山、日月潭、高雄都组织了，傅姨想去哪就去哪。”这种毫无遮挡的自在，在当年并不常见，可见宗族和“黄埔情结”的两层体面管用。
两个月里，傅涯跟着弟弟妹妹们跑遍全岛。台北圆山饭馆合影，高雄旗津海滩拾贝，日月潭清晨看雾，南投品茶，她不太说话，仅仅看、仅仅记。宗族聚餐时，给老一辈的红包塞满一只手提包，她笑着推回去：“别奢侈，藏着小辈念书。”
回程那天，宗族又排车来送。年岁最小的外甥女悄悄问：“今后还来吗？”傅涯抬手摸了摸孩子脑门，一句“还会见”算是答复。自此今后，傅氏亲人隔年必有人北上探望。省亲证处理流程一次次简化，电话、传真、后来又有电子邮件，他们总算不必再靠暗号、靠口信。
傅涯晚年常坐在北京家中的小院里，翻那本厚厚的合影相册。是非、五颜六色、拍立得，比肩的、蹲着的、头发斑白的、娃娃脸的，全在里面。有人戏弄：“这一册，便是两岸的小缩影。”她允许，模棱两可，手指在相片上悄悄摩挲——海峡不止通途，也能成为家门口那条再一般不过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