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建议是，你现在应思考的不是怎么贷款，而是怎么申请破产清算。”信贷部的黄主任靠在椅子上，用一种宣判般的语气，将我的工厂打入了地狱。
冰冷的会议室里，我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上。我可以感觉到背后一百多个工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着我。
“不是的！”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声音因为激动而沙哑，“我的厂子不是没有救！我们的手艺还在，我们的工人还在！只要……只要再给一次机会！”我挥舞着手臂，像一个快要溺死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试图辩解什么。
主位上那个年轻的沈行长，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是像看死物一样翻着我的资料。但就在我情绪失控、手臂挥出的那一刻，他翻动纸张的手指，突然僵住了。
他随即叫停了会议，无视所有人惊愕的表情，绕过巨大的会议桌，径直走到我面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说：
那一天，太阳照在纺织厂的窗户上，把玻璃上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一粒一粒的，像夏天洒在河面上的死蚊子。
厂里已经半个月没有开工了，一百多个工人都在家里等着，等我给他们一个说法。
老孙，我们厂里年纪最大的老师傅，从我身后走过来，脚步声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特别响。
他站到我旁边，递给我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就那么抽着。
“建军，”老孙的嗓子是哑的，像被砂纸磨过，“大伙儿都在问，这个月的工资……”
说什么呢？说仓库里堆着的布，一尺也卖不出去？说买原料的钱，是跟亲属和朋友借的，现在人家看见我都绕着走？我说不出口。
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那不是他一个人，那是一百多个家庭，一百多张等着吃饭的嘴。
这个城市慢慢的变大，楼慢慢的升高，路越来越宽，只有我的工厂，像一块被人遗忘的石头，在角落里慢慢地长满了青苔。
“建军，”她说，“要不算了吧。你为了这个厂，把自个儿熬成什么样了？头发白了一半，人也瘦脱了形。咱们把厂子关了，你跟我去我弟弟那儿，他开的那个餐馆，总能给你找个活儿干。”
“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她把一块黄瓜夹到我碗里，“活着的人才要紧。”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走到卫生间，拧开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张疲惫的脸，眼角全是褶子。我脱下衬衫，看着我左边的小臂。那道疤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胳膊肘，紫红色的肉拧在一起，像一条丑陋的蜈蚣。
一栋三层的居民楼，火苗从二楼的窗户里蹿出来，像一条条红色的舌头，舔着黑色的夜空。
屋里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缩在墙角里，吓得浑身发抖。
“砰”的一声，那根房梁砸在了我的胳膊上。我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好像骨头都断了。我咬着牙，没有吭声，背着孩子继续往下冲。冲出楼门的那一刻，我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外面的人围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孩子从我背上接过去。我听见那个女人喜极而泣的哭声，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可是我能怎么办？这个厂子，从我爹手里接过来的时候，也是国营大厂，风光过。
现在，机器转不动了。我把所有能借的钱都借了，把家里最后一点积蓄也填了进去。
可是我还是要去。就像一个人掉进水里，哪怕前面是一根稻草，他也要伸手去抓。
我拿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工厂所有的资料，从建厂执照到这几年的财务报表。那些报表上的数字，红得像血。
我走出家门，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公共汽车在路上摇摇晃晃，像我此刻的心情。车窗外，高楼大厦一栋接一栋地闪过去，那些玻璃幕墙反射着灰色的天光，冷冰冰的，没有一点温度。
我坐在沙发上，沙发很软，可我坐得很不舒服。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敲得我胸口疼。
我把帆-布包打开，又看了一遍那些资料，好像多看一遍，那些难看的数字就能变得好看一点。
终于，门开了，那个姑娘对我说：“赵先生，行长和信贷部的黄主任在会议室等您。”
银行的会议室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冷。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黑得发亮。桌子的一头坐着几个人，看样子都是银行的领导。
坐在中间主位上的那个人很年轻，大概三十多岁，穿着一身合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喜怒。他旁边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戴着金边眼镜，眼神很锐利。他就是信贷部的黄主任。
我把帆布包里的资料一份一份地拿出来，双手递过去。沈行长没有接，只是示意旁边的人收下。他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只是低头翻阅着桌上的文件，好像那上面有比我这个人重要得多的东西。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我可以感觉到黄主任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像探照灯一样，让我很不自在。我的后背已经湿了，西装黏在身上，又闷又热。
“赵建-军先生，是吗？”黄主任先开口了，他的声音就像他的眼神一样，不带任何感情。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了。”他推了推眼镜，拿起我那份财务报表，用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坦白说，情况非常不乐观。资产负债率高达百分之九十，连续三年亏损，产品在市场上没有一点竞争力。我实在看不出，我们银行有什么理由把钱贷给你这样一个……一个即将破产的工厂。”
他说“破产”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我张了张嘴，想辩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说的是事实。
“赵先生，我们是银行，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每一笔贷款，都要对储户负责。”黄主任继续说，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意味，“你的工厂，设备老化，管理落后，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被淘汰是必然的。我个人的建议是，你现在应思考的不是怎么贷款，而是怎么申请破产清算，至少还能给工人们拿到一点遣散费。”
“不是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抖，“我的工厂不是没有救！我们的设备是老，但是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我们厂里那些老师傅，哪个不是有几十年手艺的？我们做的布，质量绝对比现在市面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只要……只要有一笔资金，让我们把设备更新一下，我们肯定能活过来！”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黄主任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好像在听一个傻子说梦话。
“赵先生，现在不是二十年前了。光有质量是没用的，你懂什么是市场吗？懂什么是营销吗？懂什么是品牌价值吗？你这些，都是老黄历了。”
我是一个粗人，一辈子都在跟机器和棉纱打交道，我确实不懂他嘴里那些新名词。
“我不懂那些，”我梗着脖子说，“我只知道，做生意要讲良心。我们厂出的布，从来就没偷工减料过。买过我们东西的，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这几年厂子难，是因为大环境不好，那些便宜的布料冲击市场。可那些东西，用几次就坏了。我们的东西，能用一辈子！”
“一辈子？”黄主任笑出了声，“赵先生，现在这个时代，谁还想一件东西用一辈子？大家要的是新潮，是款式。你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
我今天来是求人的，不是来打架的。我深吸一口气，把目光转向那个从头到尾一言不发的沈行长。他是这里最大的官，只有他才能决定我的生死。
“沈行长，”我几乎是在恳求了，“你再看看我们的计划书。我们不是要拿钱打水漂。我们有详细的改造方案。我们联系了南方的设备厂家，只要资金到位，三个月就能完成第一批设备更新。我们还准备开发几种新的功能性面料……”
我说我们厂里那一百多个工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都指着这个厂吃饭。我说我的父亲，把这个厂交给我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得起工人”。
黄主任抱着胳膊，冷眼旁观。其他的几个人，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低头写着什么，根本没人在听。
他是年轻人，也许能理解我的想法。也许，他能看到我那些难看的数字背后，一个老工人的坚持和一百多个家庭的期盼。我越说越激动，仿佛要把这几年积压在心里的所有委屈和不甘，都一次性倒出来。
“……我们不是要饭的！我们是想凭自己的手艺吃饭！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喘口气的机会，我们就能活下去！”我挥着手，几乎要拍到桌子上了。
就在我情绪最激动，手臂挥得最高的时候，那件不合身的西装袖口，顺着我的胳膊滑了下去。灯光很亮，明晃晃地照下来。我左边小臂上那道狰狞的疤痕，就这么丝毫没有征兆地、赤裸裸地暴露在了会议室所有人的眼前。
那是一道丑陋的疤。从手腕一直到胳膊肘，皮肤因为严重的烧伤而皱缩在一起，颜色是暗沉的紫红色，像一块放坏了的猪肝贴在胳膊上。
我自己的话也停住了。我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胳膊，下意识地想把袖子拉下来，但已经晚了。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住一样，聚焦到了那道疤上。
我看到，他翻动文件的手指僵在了半空中。他的目光，像被钉子钉住一样，死死地落在了我的伤疤上。他的瞳孔在瞬间收缩了一下，然后又猛地放大。他脸上那种职业化的、平静无波的表情，像一块被打碎的玻璃，瞬间四分五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没办法理解的、剧烈的情绪风暴。震惊，难以置信，迷茫，还有一丝……恐惧？
他盯着那道疤，一动不动，好像那不是一道疤，而是一个从过去钻出来的鬼魂。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呼吸都好像停止了。
整个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这种死一样的寂静，比刚才黄主任的嘲讽更让我难受。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小丑。
“会议……暂停。”沈浩的声音不大，但像一块石头掉进了冰冷的水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他站了起来，椅子因为他的动作而向后滑动，轮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嘎”的一声。
他没有看任何人，绕过巨大的会议桌，无视了黄主任和其他人惊愕的目光，一步一步，径直向我走来。
他站定在我的面前，我们离得很近，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好闻的古龙水味。
沈浩走得很快，我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始终没回头，也没有说话。我看着他挺拔的背影，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是因为那道疤吗？他觉得恶心？还是他觉得我这样的人，不配坐在这里申请贷款？
办公室里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一个书柜，还有一套皮质沙发。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景象，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站在这里，好像能把整个城市都踩在脚下。
他回身关上了门，“咔哒”一声轻响，把外面的一切都隔绝了。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
他没有坐到那张象征着权力的老板椅上，而是走到饮水机旁，拿起一个一次性纸杯，接了一杯水。
我被他这种反常的举动搞得更加糊涂了。我攥着手里的纸杯，低着头，等待着他的发落。也许，他要把我赶出去，用一种更体面、更私人的方式。
终于，他停下了脚步，站到我的面前。他深吸了一口气，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没有看我的脸，目光再一次落在我那只露出一半伤疤的胳膊上。他犹豫了很久，然后用一种极轻、极不确定的声音，紧张地问了出来。
“赵先生，”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怪的颤抖，“你手臂上的这道疤……是不是二十多年前，在城南老街那场大火里……为了从楼上背一个小孩下来，被房梁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