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一个论题，搜集相关信息，找到了解论题的嘉宾，翻开设备录音，封闭，编排，上传。这是一期播客节目相对固定的制造流程。一般一小时的节目，制造周期在一天到一周不等，这是个相对静态的作业，在寻求功率和性价比的年代语境下，播客制造者在很长时刻里，是作为一种少数派而存在。
大约从2012年起，我国开端呈现个人制造的播客，数量不多，听众更少，最早一批播主大多在半途挑选抛弃。从2018年开端，中文播客越来越多地呈现，有人归结于常识付费音频所带来的听觉经济，也有人以为是长视频短视频的狂轰滥炸，让审美疲劳的人们转向“去视频”化中寻觅安慰。
2019年是中文播客的一个节点，注册数和播映量都有显着增加，像《反派影评》《忽左忽右》《博物志》《无业游民》《无时差研讨所》《剩余价值》这样的播客开端具有固定的粉丝，也开端探究盈余的或许性。即便播客在商业商场仍归于相对小众的范畴，但关于越来越多的听众来说，听播客现在是一种全新的日子方法。
《博物志》是一档介绍博物馆以及和博物馆相关文明的播客。最常见的是介绍国内某个展览的内容，教听众怎么看展，或许一些和博物馆相关的新闻发生了，比方巴黎圣母院着火，或许嘉宾去国外观赏博物馆，聊聊这个博物馆。
2015年，婉莹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念研讨生，她大学学的法语，抱着想做策展人的心境挑选了博物馆学，去了之后发现博物馆学是研讨博物馆的学科，比方博物馆为什么存在，博物馆的周边设备，博物馆对人类文明的含义，和策展没什么联系。
第一期节目是她和她在德国的朋友大黄聊博物馆的电梯。那段时刻大黄和他儿子在意大利玩，意大利有许多博物馆，保藏很棒，但都是老修建，没有残疾人坡道，没有电梯，他的儿子很小，需求坐婴儿车，观赏不方便。他们聊了聊博物馆里电梯的重要性。
回国后，婉莹在杭州的商业布展公司做了一年，然后去了南京，开端全职做播客，赚不了钱，日子的大部分开支由她的先生担任。
刚回国那阵，她看任何我国的博物馆都觉得烂，“我国不缺宝物，国宝处处都是，要啥有啥。可是博物馆不管是展览呈现出的作业状况，和背面的运营，都处于十分老旧的状况。咱们沿用的仍是苏联那套，据我所知，大部分博物馆作业人员没有受过博物馆学的练习，薪酬也很低，特别是二三线城市博物馆的作业人员，没有专业常识，也没有作业动力，你不能盼望他们搞出好东西来。从这个视点看，你能了解，为什么国内博物馆商铺卖的东西那么厌恶？”
前期，许多人问婉莹，《博物志》是不是一个保藏鉴宝节目，传闻婉莹是博物馆学的，都以为她搞文物判定，还有问《博物志》是不是游览节目。她只好奉告对方，博物馆学便是一门关于博物馆的学识。
去一个当地看展，她只向听众陈述这个博物馆好或许欠好，好在哪儿，欠好在哪儿，介绍保藏，阐明厕所的设备，比方她会奉告听众，某博物馆排队的当地是个大广场，很晒，你们来排队能够考虑带个遮阳伞，偶然，她会在节目说一下自己吃了什么，“游览节目会有消费主义的导向，必看的十大博物馆，必吃十大餐厅，不能错失的xx酒店，我就不弄这个了”。
《博物志》的收听量每期两到三万，有几百个听众购买了他们的会员，一年50美元。会员能够提早收听节目，每两周发一份会员通讯，主要是图文方法的展览陈述，婉莹有个朋友是摄影师，拍一些和博物馆相关的相片，他们也把这些相片发给会员。此外，婉莹常常会收到博物馆寄来的门票，她就在节目里说，假如你是这个城市的会员，请给我写邮件收取门票，先到先得。逢年过节，《博物志》举行抽奖活动，奖品是主播们从国际各地博物馆买来的纪念品，“假如中奖这一年年费就回来了。”
除了会员，《博物志》还开了微店，卖一些周边产品，比方T恤、包、徽章、贴纸。T恤从给优衣库做T恤的厂家进货的，婉莹在上面印字，把定制的Logo缝上去，定价199，“包含常识产权和我的辛苦劳作”，卖得最贵的是包，定价500，由于悉数是婉莹手艺做的，她觉得这个价格很良知，并且不计划走量，在节目里也说得很了解，“只卖给那些喜爱《博物志》并且有钱的人。”
由于做节目，国内新开幕的重要的展览婉莹得过去看，和听众共享观赏的进程和心得体会。去得最多的是上海。大部分时分，她依照自己的爱好挑选想游览的当地，顺便把那个城市的博物馆都逛一遍。前年她去了重庆，把观赏博物馆的进程悉数录了下来，中心发生了一次事故，她也录了下来，放在了节目最初。那期节目虽然只要她一个人的旁白，可是交叉了许多朝气蓬勃的郊野录音，一会儿把听众代入了现场。
花销最大的便是看展览，节目做了四年，只要两个展览约请了她，包了住宿和差旅。“一些大型的展览这方面的预算会足够一些，传统博物馆，像首都博物馆或许上海博物馆，必定不会约请自媒体。”
从前有广告主比方咖啡、包、在线课程，找到她，问能不能在节目里边植入软广，没谈拢，婉莹倾向于硬广，比方直接在片头放广告，“听众能分辩出来软广，会马上觉得你很厌烦，所以还不现在日我就做个硬广。”
在播客界，《反派影评》是很特殊的存在。《反派影评》是2016年4月开播的一档影评类节目，主播是波米，从节目开端，就以厚实的专业才干，和敢说敢评的自在风格著称。婉莹也是反派影评的听众，她的许多听众常常在微信群评论《反派影评》，婉莹点评，“我挺喜爱他（波米）的表达方法，喜爱这个东西就捧上天，不喜爱往死里踩，像他这样特性比较显着的人，招粉招黑都很简单。”不过，从2019年4月开端，波米削减了上节意图次数，常常由嘉宾代班，引起许多老听众的不满，如同他们听“反派”便是为了听波米说话（现实或许便是这样），从前朋友圈里看到这样一条音讯，“每次点开‘反派’，就想一下，波米是不是能够列为失踪人口了……”关于削减自己呈现频次的做法，波米以为《反派影评》阅历几年的开展，应该成为更多观念的渠道，而不只仅是个人的输出。
2019年年末，《反派影评》取得单向街图书馆颁布的《年度新声》奖项，颁奖词里写道，“……实在没有人像他们那样说话，勇于表达激烈的爱憎，揭露、公正地点评一部电影，不受制于任何商业利益和私家情面。它一向在干流电影工业的外部，却比许多熟行还更专业，深化到电影言语每个层面的细节中去阅览、拆解和再现电影”。波米没去现场领奖，录制了一段音频感谢词，这是他最习气的揭露表达方法。
波米常常戴一顶AC米兰队的鸭舌帽，帽子有一点旧，AC米兰队现在成果欠安，支撑他们的球迷更像在据守一种传统的审美。私下里波米有些腼腆，与节目里不大相同；做起事很仗义，与节目里一起。做播客之前，他一向是电影记者，写过许多至今依然价值不减的电影报导。经过作业，他见了许多喜爱的导演和艺人，他说记者阅历满意了他的影迷情结，后来做节目，反而丢掉了影迷心态（该见的都见了），能够从相对客观的视点看待他们的著作。他之前保藏了许多导演签名版蓝光碟，做节目今后，保藏的蓝光碟上已鲜有导演的签名，波米说，现在现已很难要到了。
《反派影评》每周聊一部电影，时长不限，有几十分钟也有两个小时的，聊的都是新片，比方正在院线上映，或许网络出了新资源的片子。包含一些并不在他个人爱好里，乃至与他爱好相反的片子，如《战狼2》，由于它是“群众交流的硬通货”。新年期间，他在节目里批判徐峥的新片《囧妈》，不只影片质量欠安，发行方法还触及了作业底线。而底线问题，最为他所垂青，不管电影，仍是电影以外。
波米很厌烦删减版的电影，特别不鼓舞听众去电影院看一部删减版的电影，在节目后边他为每部电影标示了是否删减。假如一部电影删减在五分钟以上，就挑选等这部电影下线，密钥到期之后再聊，即便影片处在其时的论题中心。
《叛变影评》之前，波米是《观影风向标》的常驻嘉宾，也是三人聊电影。《观影风向标》是一档播客，可是会聊一些更群众的电影，比方《小年代3》，其时，波米在节目里对《小年代3》持很负面的观点，其他二位也不喜爱，节目播出后，遭受许多小年代粉丝的咒骂。波米说：“对现在的我来说，你跟这些粉丝去争，奉告他们什么是好电影，这种评论没有太大含义，这不是我给自己的人设，看电影这么多年，对电影的知道在不断增加，当年嫉恶如仇地谈《小年代3》是真挚的，现在至少是《漂泊地球》吧。”
后来，《观影风向标》停更，波米自己开了节目，许多观众由于《观影风向标》知道的波米，刚开端听众不适应，问“为什么只要你一个人，其他两个人去哪儿了？咱们就要听你们三个，少一个我都觉得缺点儿”。《反派影评》开端几期的嘉宾压力很大，咱们天性地觉得新嘉宾必定没有本来三人聊得好。不过跟着节意图开展，节目嘉宾也变得多元且丰厚，现在，有些嘉宾的呈现对听众来说，是一种很具象的等待。
波米垂青听众的反应，但不会为此调整，“要被这个劫持，那就不必干了，什么都不必干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听众习气原封不动，当然能够那样说，可是你实在原封不动，观众觉得听腻了的时分，他们不会说我听腻了，他们会直接取关，不再听了。”波米说。
《反派影评》马上要走入第四个年头，关于中文播客来说，这是个不短的时刻，波米觉得作业仅有的改变是中文播客在增多，综艺，便是要求咱们内容自查的尺子也要更严。
程衍樑从前是新闻记者，担任文明报导，在一段时刻，切当地说是讣文报导。西方媒体有持久的讣文传统，讣文记者往往很早开端盯梢一些或许逝世的重要人物，编撰他们的讣文，不断弥补关于他们的信息，直到某一天他们死去。讣文在国外是独立的，风格化的报导方法。但在我国，讣文好像仅限于追悼会。写到后来，讣文变成一项十分程式化的作业，每周都有人死去，他就查找这位已故人士的报导、专访，相似文献总述，在两个小时之内快速写一篇一千到两千字的文章。日复一日，没有读者，没有同行，自己处于很溃散的状况。
他不想写讣文了，开端采访一些作家和学者，他发现许多人在现场表达出的心情和信息特别生动，他没办法仅仅经过文字展现给读者，他想假如有一台机器把他们的声响录下来，直接播给读者听，读者就能了解了。2017年4月，他从界面离任，由于不想再每天写稿了。他去了一家企业做公关，为企业采访一些程序员，程序员常常说一些他听不懂的专业常识，写文章的时分他情不自禁地过滤掉一些他不知道的信息，虽然对其他程序员来说这些信息或许十分有用。他想假如有一档节目，他只需求发问，让程序员直接地表达出来，是不是一种更好的交流方法呢？
2018年年头，他和朋友杨一开端准备《忽左忽右》，是一档说话类节目。每期有三个人谈天，有时是程衍樑和两个嘉宾，有时是程衍樑和杨一，再约请一个嘉宾。有点像《锵锵三人行》。大部分播客都挺喜爱三个人谈天的方法，不会太严厉，也不会太涣散。三个人刚刚好。
他们录了四五期节目，规划节目logo，买服务器，注册账号，2018年2月3日，《忽左忽右》上线，“忽左忽右”也被了解为“没有情绪”的评论。
杨一是上海电视台的修改，也是国内最早一批播客听众，他对播客作业很感爱好，听过大多数国内外的播客，比方蔡康永的收费节目或许《》的文学节目。2015年，杨一也做过一档播客，他是做电视媒体的，有一次一个节目一整期都在聊凤凰卫视，做了几期没做下去。程衍樑和他是好朋友，说“要不咱们协作，我担任节意图内容和嘉宾，你来担任录制和后期。”做过文明记者的程衍樑，知道许多文明圈的朋友。
《忽左忽右》播客主播程衍樑（右）与杨一（左），俩人此前都曾在媒体作业过。
程衍樑很年青，戴一副眼镜，是个很简单让人发生信任感的谈天目标。他声响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合适声响体现。他是个前史和回忆录爱好者，喜爱研讨我国史、日本史、罗马史、拜占庭史，看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忽左忽右》刚开端播那会儿，他聊了几期前史类的节目。比方和嘉宾聊德国、奥地利的保皇安排，聊中欧的君主准则，聊20世纪的特务小说，聊那时分实在的奸细是什么姿态。他还找过上海外国语学院研讨外国文学的博士，聊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幻文学，还有一期节目嘉宾是上海科技情报处的副主任，他是做情报研讨的。《忽左忽右》前期的节目内容都是依据程衍樑和杨一的个人口味和身边朋友的口味决议的。
请嘉宾是件困难的事儿。简直一切的播客在起步阶段，都是靠请身边的朋友来录节目。朋友之间比较了解，聊得比较天然，不会呈现冷场，最重要的是朋友不要钱。主播和他们的朋友往往奠定了一个节目最开端的气质。
“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嘉宾，这个嘉宾合适什么样的论题，咱们就开端录。所以奠定了《忽左忽右》没有一个固定的范畴，咱们不会只谈文学，只谈前史，或许只谈社科。我觉得能听到《忽左忽右》20期的听众，阐明这个人必定是个好奇心很旺盛的人，他乐意触摸不同的范畴。”程衍樑说。他发现不同范畴的人对《忽左忽右》的点评截然不同，做出资的觉得他们聊出资特别浅，却觉得他们聊文学聊得不错，“咱们对不了解的范畴认知门槛很低，这便是咱们的风格，咱们是敞开的。”
《忽左忽右》每期的播映量在两万到三万，没有呈现过十万加的爆款，整体很均匀。有一期播映量跳到了三万二，标题叫“我国的女人，再也忍受不了傻白甜”。可是他们很少追热门，比方聊“996”这样一段时刻内群众遍及关怀的论题。这是做节目之前就商议好的，他们更期望做一些中文国际很难经过网络查找到的东西。
大多数播客都是全网同步更新，但《反派影评》停更了一切播客渠道，只在微信公号做更新。曾有渠道找波米签独家协议，想买断播映权，波米回绝了。他觉得现在国内的播客渠道还没有把内容变现的才干，现实上许多播客的主播也不太乐意把节目放到某个独家的渠道上，比方《博物志》觉得电台节目应该调配文字阐明和链接，这样听众听到专业词汇能够马上点击链接查询，为此他们自己做了一个网站，并在网站上阐明，期望听众去podcast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他们的节目。《反派影评》的微信公号，观众需求点阅览原文，才干听到完好的节目，长节目常常在微信里分三段播映，需求别离点击，在这个以用户体会为产品规范的互联网年代，《反派影评》一向坚持着某种背叛。
做节目之后，波米的交际媒体也减缓了更新，他不乐意泄漏更多的私家日子，有些线下活动向他宣布约请，他无一例外地回绝，在他的日子里，电影是仅有能够共享的。
“现在咱们都是先把主播炒红了，你这个节目才怎么着，我觉得那样的话，我有虚荣心，咱们都有虚荣心，所以我先设定一个规矩，爽性我就藏在后边，这样我才干够实在地就电影聊电影，而不是上来先嘚瑟二十分钟，我这两天去哪儿玩了，有什么感受了，这跟电影没有联系。咱们上来便是电影信息介绍，优缺点，别谈那么多没用的。”波米说。
程衍樑最开端做播客的时分，在谷歌查找关于播客的材料，他想知道国外的播客开展到什么程度了，他们也像国内这样几个人一同聊谈天吗？最好的外文播客怎么出产？组织会制造播客吗？他查找了一些这方面的报导，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播客听。他发现美国的播客工业阅历了从个人播客到组织播客的改变。2014年，美国呈现了两档很厉害的播客节目，一个是由This American life出品的《Serial》，另一个是Gimlet出品的《Startup》，一个是讲违法故事，像美剧相同一季有八集，另一个是播送真人秀，记录了一个美国人的创业进程。这两档节目让他觉得本来播客能够有比美电视剧和纪录片的操作方法。
《忽左忽右》上线一个月后，有两个外企的客户找到程衍樑，期望他帮助为企业定制一档播客节目，企业播客在外国企业是个很遍及的做法，国内还没有人测验，两人聊了协作的或许性，也认可《忽左忽右》，程衍樑注册了一家公司，靠给企业定制播客挣钱。
“我国的播送作业是个十分落后的作业，两个掌管人在那儿谈天，观众喜爱他们就行了，就有广告投他们，可是他们制造才干十分弱。这也是为什么当商业公司想做中文播客的时分，发现这是一个十分瘠薄的商场。现在我国或许有一百个相似《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可是一个正常的商场应该有许多不同的节目，假如组织不出来推进，进行前期的投入，靠素人很难完成。”程衍樑说。他找过一些媒体组织谈，对方不是很感爱好，或许爽性听不了解他想做什么，觉得一个播客，让几个年青人聊谈天不就行了？
大多数播客都是家庭制造，最大的烦恼是录音环境和约请嘉宾。婉莹大部分节目是异地连线录制，每个人戴着耳机，对着录音笔说话，再把三条音轨编排到一同。假如呈现嘉宾那儿声响太吵，或许忘掉开录音的状况，只能剪掉不必。程衍樑有一次在一个桌游室录音，近邻的年青人不时大喊大叫，嘉宾十分奔溃，还有一次在一个很安静的茶馆，窗外不时传来推土机轰隆隆的声响。波米一般在各自的家里录，每次谈天聊三四个小时，家族就很气愤，觉得他们太吵了。
比较文字和视频，播客是更自在的传达媒介，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众人物在播客节目里显得更放松，更有人情味的原因。此外，播客简单发生亲近感，当你长时刻听一个人的声响，会有一种密切的感觉，当宅文明，反交际成为年青一代的盛行手势，播客里的声响，更像日子里具象的陪同。听众不需求知道主播什么姿态，不需求交际媒体的强互动，当喜爱的声响传来，人们的日子便发生了美好的相关。
2020年3月1日，《反派影评》更新了短节目，题为《舒适的麻痹》，波米在节目里支援了另一档被遽然下架的播客节目《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2019年开播，内容多为泛文明类评论，比较之前爱好驱动的播客，《剩余价值》有更显着的媒体特点，会直接介入公共议题。
波米在节目里表明，将当期节目一切的打赏收入转交给《剩余价值》的主播，三天后，在微信公号里奉告，由于渠道约束，打赏将退回听众。在《剩余价值》被下架之前，波米并不是这档播客的听众，转交打赏仅是根据对同行的支撑，心情动摇在物伤其类的规模。
播客《无业游民》的主播科长也重视着《剩余价值》的音讯，他觉得这儿有种无可避免的无法。
《无业游民》是一档十分自我的播客，他们垂青播客内容的私家性，大多数节目里，都是共享主播自己的阅历和心绪，即便介入公共议题，挑选的视点也十分柔软。科长以为2019年时中文播客现已呈现媒体化的倾向，“许多播客都是媒体人做的，不免带有这种特点”。这是他一向在节目里逃避的。
算上科长在内，《无业游民》现在有四位主播。节目是在香港诞生的，那段时刻，三位开创人主播都没有全职作业，处在“无业游民”的状况，现在四位主播中三位之前是香港某媒体的搭档，由于作业的惯性，咱们仍是想要表达一些东西，“咱们有时分在一同喝酒谈天，觉得有些论题很有意思”，科长说节目另一位主播振宇是资深的播客听众，从2005年就开端重视播客内容，“他一向有做播客的主意，咱们辞去职务都没作业，时刻许多”。半途参加的科长几年前从香港回到北京作业，上一年歇息了大半年，现在重新开端作业。他说另几位主播现在也都完毕了无业游民的身份，可是《无业游民》节目还将继续下去。
假如仅从节意图风格来看，很难发觉他们从前的媒体身份，科长表明并非忧虑太强的媒体特点有潜在的危险，而是媒体的事应该留给媒体来做，播客应该更自在一点，他也忧虑节目中一些个人的经历会形成听众的误解，之前他们谈了“抛弃”论题，有听众留言说，从节目中得到了勇气，总算提出了辞去职务。这让他忧虑播客传达进程里的不可控性，但谈到《剩余价值》的不可控遭受时，科长说，能够把这些了解成为一个播客的荣耀。
与《剩余价值》同为女人主播，泛文明内容的播客《无时差研讨所》展现了另一种状况，主播珂珂说，最开端做播客，仅仅由于喜爱听，所以并没有框定论题规模和表达方法，这也是节目论题更广泛更自在的原因。不过上一年中文播客增多今后，听众开端横向比照同论题的节目，她觉得喜爱听是仅有的规范，播主的常识布景不同，爱好不同，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方法表达，《无时差研讨所》节目仅有的故意部分，是自动淡化自己的作业布景。
《无时差研讨所》是由珂珂和艾谁谁创建的，两人都是金融从业者，曾一起供职于纽约一家金融管理咨询公司，上下班的路上，听中文播客是两人一起的消遣方法。两人也有一起追更的播主，逐渐发现播主有些重复的内容，那时中文播客数量并不多，两人开端决议自己做一个。
一年后，珂珂回国作业，做一级商场的出资。《无时差研讨所》也突破了一百期节目，珂珂找品牌做了一批纪念品周边，有听众质疑她们变得商业。珂珂说，其实这些周边并没有挣钱，仅仅在一百期这个节点，想留下点什么。在出资圈里，她的播主身份是保密的，但会和其他出资人谈到播客工业。这几年，零散有一些播客拿到了出资，成为内容创业的一分子，她见了出资播客的人，也聊作业远景，但并不计划让自己的播客介入本钱，即便对这个新式的内容商场抱有相对达观的情绪。
面临作业的改变，《无业游民》的科长以为中文播客很或许像其他创业范畴相同，迎来一个爆发式增加，又敏捷大浪淘沙。珂珂剖析过播客的商业方法，以及拿到出资的播客的出产方法，她觉得离实在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不过也正由于如此，许多中文播客在内容上都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朴实，这也是播客听众越来越多的原因，最少在现阶段，播客毫无疑问是一种新的日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