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今天的案件之前，小志想先问大伙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在什么时间开始记事的呢？这个答案可能问一百个人会有十几种不同的答案，有人就连三、四岁的事情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有人可能小学一、二年级的事都记不清了。
对于拐卖儿童案件来说，小孩的记忆往往都是破案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案件多发在0-5岁孩子的身上，因为再大一些的孩子就要开始记事了，用一句买家立场的话来说——“养不熟”。之前给大家讲述的赵永勇还记得吗？在后续采访中，赵永勇向媒体这样讲述过，买家徐金池曾对他讲，当初买他回来就是当女婿的，并没有打算当儿子养，因为“养不熟”。
但就像前面问题的答案一样，并非所有人都是在六、七岁才开始记事的。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们为了预防孩子走失，往往会选择强化他们对父母姓名以及家庭住址的记忆。这样做确实提高了防走失的成功率，但是孩子是天真的，并不能像成年人一样老辣，当危险真的发生时，不会掩饰这一些信息的他们也有一定的可能因此面临更加大的风险。我们今天要说的案子，就和一个聪明的孩子有关。
1994年8月4日，对于刚从老家合川县来到重庆市区工作、生活的高克后来说，原本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夏日。中午工厂下班，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自己的儿子高健，笑容不知不觉间就爬上了那张沾满汗水的脸，一上午的劳累也随之一扫而空。
高克后的婚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十几岁，在有了孩子之后，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加困难，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吵架就成了家常便饭。高克后为何会带着儿子来市区打工，就为了和妻子分开一段时间，等她冷静下来再去谈感情问题。
让他感到幸福的是，儿子高健很懂事，几乎不怎么让他操心。在父亲的上班时间，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小高健就独自一人他们租住的房子附近玩耍。目睹父亲每天艰辛的劳动，小高健有着远超同龄孩子的成熟，他会主动承担家务，甚至在自己和灶台差不多高的年纪就学会了做饭（据高克后描述）。每次做好中午饭，他都会跑去爸爸工作的工厂喊他回家。他记得父亲什么时间上班、什么时间下班，到了下班时间，只要高克后推开门，无论在做什么，小高健都会停下来去门口迎接爸爸。这样的日子纵有百般艰辛，但高克后总能笑着面对，因为只要儿子在，生活就有希望。
温馨的生活在8月4日这天中午戛然而止，高克后从此被黑暗笼罩。那天下班，高克后一直走到家门口，也没看到平常会蹦蹦跳跳来迎接自己的小高健。他起初以为是孩子贪玩，跑去别处玩耍没有注意时间，就坐在家里等了一会儿。眼看午饭时间要过去了，高健还是没回来，高克后心中不由生出一种紧张感，孩子不会是丢了吧？他起身开始寻找，先是平常高健会去玩耍的地方，之后又问遍了附近的邻居，没人知道高健去了哪里。高克后彻底慌了神，下午连班都没顾得去上，满脑子想得都是儿子到哪里去了。好在高健不但懂事而且聪明，早就背熟了家庭地址、自己的名字和爸爸的名字，这给了老高一些希望，可一直到天黑，小高健没有自己回家，老高也没找到孩子的身影。
第二天，高克后来到附近派出所报了案。老高最开始不愿意相信孩子是真的丢了，而是先把目光放到了妻子和她的娘家人身上。由于当时孩子的舅舅、舅妈也在市区打工，会不会是他们将小高健带走了？警方在走访高克后的老家合川县时，从一些乡亲口中也听到了相似的猜测。为了找到儿子，老高曾几次去妻子的娘家要人，可他从没在那里见到儿子，对方也不承认曾带走小高健。孩子的丢失加上此前积累的怨气，每次见面双方都会大吵一架，之后不欢而散。
无论对方说得多么肯定，妻子一家在老高心中的嫌疑始终没有办法被抹去，两人的感情彻底走向了死亡，在孩子丢失的第三年，高克后和妻子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两人曾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老高这才得知，三年来妻子也在不断寻找儿子的下落，那块曾笼罩在他心头的黑云这时才散开——看来高健的失踪和妻子真的没关系。但在妻子解除嫌疑的同时，老高更加担心儿子的安危了。
为了找孩子，身高不足1米5的高克后放弃了工厂的工作，改行挑起了棒棒，因为这一行时间自由，还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工作的地点，这都为其寻找孩子提供了便利。在干活时，老高有两样东西从不离身，一个是工作用的棒棒，另一样就是高健的照片。
不光是老高在寻找高健，公安机关同样在为之行动，可当时的线索非常稀少，对于搜寻工作十分不利，这一找就持续了18年。这18年间，小高健到底在哪里生活？他的情况如何？成了牵挂他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跟着时间的流逝，孩子找到的希望在逐步降低，令人没想到的是，2012年，来自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监狱的一封举报信，成为了破案的关键线索。
这封信是一个名叫姜守献的犯人写的，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他始终被一个噩梦困扰。他是安徽蚌埠市人，1994年，姜守献因赌博和人起了冲突，斗殴中用刀捅死了对方。东窗事发之后，姜守献没选自首，而是踏上了逃亡生涯。这个困扰他十几年的梦，就和这段逃亡的经历有关。
1994年，在致人死亡之后，姜守献从安徽潜逃到了四川省岳池县，他先是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之后便投奔了住在高升乡钟家沟的朋友钟云武。当时钟云武热情地收留了被通缉的他，甚至没有跟他要房租和饭钱。曾经沉迷赌博的姜守献的朋友，从事的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当时钟云武就是一名人贩子。
一天，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孩来到了钟云武家中，几人商量着要将其带到福建泉州一带卖掉。钟云武称呼这两人为“大明”、“小刘”，三人是在外打工时认识的。大明和小刘都在劝钟云武和他们同去福建，可钟云武却用家里有农活要忙的理由推脱掉了，他转为将去福建的任务托付给了寄宿家中的姜守献。
姜守献已经身背命案，这拐卖儿童又是罪加一等，他原本不想参与，但耐不住钟云武反复劝说。钟云武称，这一趟很快，两三天就能回来，到了那里也不需要姜守献参与买卖，只需要他回来告诉钟孩子卖了多少钱即可。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姜守献考虑再三选择答应，随后三个大人就带着孩子坐火车去了福建。
这趟福建之行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被大明和小刘拐来的孩子年龄虽然很小，却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和妈妈的名字，还能说出自己家的住址，这让三人见过的所有买家都望而却步，纷纷以“孩子年龄太大”的理由结束了交易。孩子不出手，这三人就不能回去，他们在福建省辗转十几天，四人即使百般节省，带来的那一点钱也不够他们的开支，无奈之下，三个大人决定返回四川。
由于当时已经没钱买火车票了，大明、小刘和姜守献就决定用扒火车的方式回家。可带着一个四岁多的孩子干这事是不现实的，一行人只能沿着铁轨步行。卖不出去的孩子终究是个累赘，三人走累了便讨论起怎么样处理他。大明、小刘二人提出，要将孩子扔在附近的山上，可姜守献却不同意，这附近没人烟，孩子扔在山上是必死无疑。他提议两人可以先走，孩子留给他来照顾，毕竟自己是个逃犯，在哪里生活都无所谓，带着孩子虽然不方便，但即使沿路乞讨也能得到别人的同情，起码吃饭不是问题。
大明和小刘听到姜守献想接手这个“麻烦事”，很快就同意了，二人抛下姜守献和小孩继续沿着铁路向前走去。姜守献带着孩子在原地休息了一阵子，正在他思考下一站应该去哪的时候，看到远处又出现了两个人影，之前离开的大明和小刘又回来了。
这次他们的脸色很难看，一上来就对姜守献说：“你不能带着他，这个小娃娃的爸爸认识我们。”如果这孩子有朝一日回到父亲身边，拐卖的事情就会被发现。看着两张阴沉的脸，姜守献只能将孩子交还给他们，随后这两人带着孩子消失在了黑夜当中。
预感到事情不妙的姜守献没敢追上去，大约十分钟之后，前方深沉的黑夜被一声儿童发出的尖锐尖叫划破，一声喊叫过后，黑夜又回归了寂静。姜守献急忙向前追赶，却没能找到孩子和两名大人。
这一声喊叫刺进了姜守献的灵魂，让他头皮发麻，心跳加速。没能找到任何人的身影，不敢多想的姜守献很快回到了四川。可当他再次见到钟云武想要汇报情况时，还没张嘴说话就被一顿训斥：“行了行了，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这桩买卖让你搞砸了，他们早就回来了。”
听了这番话，姜守献知道，一定是那两人提前回来了，并且把孩子没卖掉的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对此姜守献没有辩解，毕竟自己在别人家中白吃白住，本身就不占理。后来姜守献曾想过去找那两人问问孩子的下落，可最后却也跑了个空。因为这件事，他失去了钟云武的信任，很快匆匆离开了钟家。2009年，姜守献在逃亡15年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姜守献本以为，进了监狱自己的良心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想到那声尖叫如影随形，还会在梦中将他吓醒。禁不住这番煎熬的他，最终选择在2012年写下举报信，揭开这个尘封18年的悬案。
接到举报信的岳池县警方，立即对其中提到的三个人展开了调查，他们选择以钟云武作为突破口。岳池县确实有一个叫高升乡的地方，但并没有钟家沟这个地名，排查当地户籍资料，也没发现有名叫钟云武的人。于是警方扩大了调查范围，从高升乡找到了六个叫钟云武的男子，可经姜守献辨认，这六人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
会不会是“钟云武”这一个名字或者“高升乡”这个地名错了呢？在岳池县境内有四个“钟家沟”，同时在岳池县，姓钟且年龄在30-60岁之间的男性共有700多人，侦查员们将这两个信息进行交叉，最终确定了50个在范围内的男子，其中名字中含有“武”字的有17人。姜守献经过辨认，最终确定其中一个叫钟小武的人，就是自己信中的钟云武。
2013年2月16日，在外打工数年的钟小武被警方抓获。在审讯中，钟小武很快交代了自己明白的所有情况。据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拐来的，那两人只是想让他帮忙联系买家。最后买卖没做成，那两人回来后说，孩子已经丢在福建了。他和那两个人已经有18年没联系过了，至于现在那个小孩在哪儿，钟小武也不清楚。
找到了钟小武，就能顺藤摸瓜找到那两个拐卖孩子的人。根据从钟小武和姜守献那里得到的情报，警方很快查明，小刘名叫刘太禄，大明的全名是吴大明。警方随即对他们发起了网上通缉，几天后，吴大明就被重庆警方抓获，紧接着，刘太禄在新疆落网。
被捕后，两人交代了犯罪经过。1994年，刘太禄和吴大明在重庆是靠捡废品为生的，刘太禄就住在高家父子隔壁。当时他不知道从哪听说了，福建那边有人想要买孩子，一个四岁的男孩至少能卖五六千元。当时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笔巨款，隔壁的高健又经常一个人在外玩耍，极好下手，金钱诱惑着刘太禄迈过了法律的底线。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刘太禄找来了吴大明帮忙，1994年8月4日，两人趁着高克后上班时，来到了父子俩租住的地方。小高健这时正在外面玩，刘太禄对他说：“小朋友，外头有人找。”小高健听了这话就起身向外走，没走几步就遇到了吴大明，吴又说：“走，我们找你爸爸去。”高健一听这话十分高兴，跟着这两人就走了。
就这样，他们带着小高健从重庆来到了岳池，想让钟小武联系在福建的亲戚寻找买家，并在那里遇到了姜守献。随后刘、吴、姜三人便带着孩子去了福建，之后的事情和姜守献所说相吻合。
两人补充了从姜守献手中带走孩子后的细节，他们怕事情败露，就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两人腾出了贴身携带的背包，随后吴大明问身边的高健：“娃娃累不累？”小高健点点头，吴大明又说：“那爸爸背你走。”之后就将孩子装进了背包中。两人颠了颠重量，觉得有些轻了，又加上了几块石头，之后就拉上了背包的拉链。
走了不远，他们来到了一处位于闽江之上的铁路桥，这里仅铁路桥的高度就有十几米，这还没算上闽江的深度。那年8月，闽江水量很大，水流湍急，小高健就这样被扔了下去，消失在了闽江之中。
2014年4月，姜守献因为漏罪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和此前的刑期合并为无期徒刑。刘太禄和吴大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0年。
令人遗憾的是，警方曾多次寻找，终究是没能找到高健的遗体，此后他们也曾将所有合乎条件的无名遗体进行过DNA比对，均未成功。
2013年案件告破时，高克后已经59岁了。如今他寄宿在姐姐家，还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老家曾经的居所早就荒废，一部分原因是他需要长时间在外寻找高健，实在没时间打理，另一方面，这栋房子里到处都是儿子的印记，老高每次看见都伤心，根本不敢在这里多呆。此前有记者在采访时问他，这么多年没想过将老屋重修一下吗？老高回答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心愿，想等孩子找到了，再重修老屋。（当时案件还没告破）
可现状却是，为了寻找儿子，高克后早就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在他还没生病时，一直珍藏着一双高健当年穿着的鞋子，他总说，看到了鞋子就能想起儿子蹦蹦跳跳的样子。可随着老高的身体越来越差，他觉得找回孩子的希望也慢慢变得小，这双鞋他再也不敢看了，于是将它送回了老屋，任由它在泥土中腐烂。这18年间，老高总是会做一个梦，梦里小高健光着身子，四周黑漆漆的，还有流水声，好像是在一个井里，梦里高健只和他说了一句话：“爸爸来救我！”在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老高望着那几张自己一直带在身边的照片泪如雨下。
最后，小志要告诉各位家长，咱们在告诉孩子记好家庭住址的同时，也提醒孩子绝对不能轻信陌生人，不接陌生人的玩具零食，更不要跟陌生人一起走。
到这里案件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愿天下无拐，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能找到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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